《清明上河图》（局部）
“汴京大疫，凡五十日，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，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。”这是《金史·哀宗本纪》所录金末汴京（今属河南省开封市）瘟疫后惨状。史书未记发生时间，一般认为发生在年，蒙金媾和、蒙古大军刚停止攻城后。
此即历史上著名的“汴京大疫”，两年后（年），金朝灭亡。坊间写手将这次大疫夸张为“压垮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“汴京大疫”究竟是什么疫？为何能杀死这么多人？
据学者李中琳、符奎的《年金末汴京大疫探析》盘点：有学者认为是流行性肠胃病，有学者认为是感冒，有学者认为是“真伤寒”“可能包括传染性肝炎或钩端螺旋体病”，较主流看法是肺鼠疫。
肺鼠疫传染快、死亡率高，且和西方史家虚构的“蒙古大军西征导致黑死病横扫欧洲”一说呼应，故在民间亦广为流传。
这就忽略了：
首先，年金兵攻汴京时，也发生过“大疫”，1/3市民病死。两场“大疫”相距年，皆在围城战结束后的春天爆发，难道都是肺鼠疫？
其次，在人类史上，肺鼠疫大爆发次数并不多，为什么汴京中招频率奇高？
其三，诗人元好问当时被困在汴京城中，作为目击者，他称大疫是“壬辰药祸”，难道他看错了？
疾病会改写历史，但不能把历史所有突变都算到疾病头上。金朝灭亡原因很多，汴京大疫作用有限。
百万级城市不好管
要搞清金末“汴京大疫”，需追溯到宋代汴京（不同时期有东京、汴梁、开封、南京等名，为叙述方便，一律称汴京）。
汴京是百万人口的大城。
宋初，宋太宗便称“（汴京）养甲兵数十万，居人百万”，《三朝北盟汇编》说“总七百万户”，南宋庄绰则说“昔汴都数百万家”。学者估计，最鼎盛时，汴京人口密度2万/平方公里，超过许多现代都市。
以当时的管理水平，很难维持这样的特大城市运转。
比如汉代长安，居民28.2万人，加上驻军，约50万人，隋代时，已井水苦咸，因粪便、生活污水等下渗，污染了地下水。隋炀帝只好在其东南建大兴城，即后来的唐代长安。
从城市史看，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直到中古（公元年到1年间）才出现。世界首座特大城市可能是南朝梁（年—年）的都城建康（今属南京市），史称“城中有二十八万户”，加驻军，或达百万。
长安人口亦超百万，因缺粮，皇帝一度每年“就食洛阳”。唐高宗时，“出幸仓促，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”。普通居民每年冬季2个月，靠去山上找榛子、橡食、蕨根等充饥。
食物不足，卫生条件还差。韩愈抱怨长安蚊蝇多：
朝蝇不须驱，
暮蚊不可拍。
蚊蝇满八区，
可尽与相格。
与唐代长安比，汴京还有一大劣势：长安采取坊市制，分个坊，以2.3至3米土墙包围，虽是治安举措，却限制了疫情传播。
汴京则转为都厢制，社区完全开放，给防疫带来挑战。
定都汴京先天不足
汴京因地处南北漕运的咽喉而崛起，“四水贯都”（即城内有四条河，实为三条）。
吴越王钱俶曾向赵匡胤进贡一条宝犀带，赵匡胤开玩笑说：“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……汴河一条，惠民河一条（西段叫蔡河），五丈河一条。”
汴河是主航道。可从唐代起，周边农民常盗汴河水灌田，以致“每至春夏之时，多被两岸田莱，盗开斗门，舟船停滞”。
汴河是人工河，引自黄河水，沙多易淤。
汴京地势低，汴河一淤，必致水灾。史籍中颇有“自五月大雨不止，水冒安上门”“朱雀、崇明门外积水尤甚，往来浮罂筏以济”“都下积潦，自朱雀门东抵宣化门尤甚，有深至三四尺”等记载。
汴河是生活用河，民众往河中排污、洗衣服、倒垃圾等，水质变差。一旦淤塞，城中多处积水，极易引发瘟疫。而“权豪辈”和皇室肆意侵占河道，他们“筑园榭……以故河道不通”，基层官员也不敢管。
上梁不正，下梁也歪。宋代市民缺乏公德心，甚至“穿垣出秽污”（隔墙扔垃圾、粪便）。当时饮水靠井水，可苏轼就曾在井口“洗我两足泥”。汴京居民常“拦街设祭”，纸灰、垃圾随处丢。苏州民间结婚时，“以灰和蛤粉用红纸作数百包”，让新娘沿途洒在路上。此外，当时还有把死人扔入城市内河的风俗，即“民转死沟渠矣”。
宋代气温较唐代低，加上北宋与西夏在黄河上游连年作战，大量砍伐树木，致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.3%左右。
种种因素相加，使汴京极易出现大疫。“黑豆汤”治什么病？
宋代医学发达，且宋廷重防疫，设熟药所、惠民局、和剂局等，免费向民间施药。故危机重重，未见大疫。可进入战争状态，问题便凸显出来。
汴京无天险可守，由外城、内城、宫城三层围墙构成防御体系。金破汴京时，仅占外城墙，内城未陷落。宋钦宗被骗到金营后，“诸城夜有金人下城虏掠者，亦为百姓掩杀甚多”，可见坚固。
金兵第二次围汴京半年，城中生活艰难。引发年春的大疫，《靖康要录》载：“人多苦脚气，被疾者不旬浃即死，目疾者即瞽。”
古人说脚气，非今天的脚气（缺乏维生素B1引发的脚癣），而是尰（音如肿），即“甚则肌肉痿，足萎不收，行善瘛（音如赤，意为痉挛），脚下痛，饮发中满食减，四支（肢）不举”。可能是风湿关节炎，也可能是血吸虫病。
有学者认为是斑疹伤寒，由老鼠传染给人。围城期间，食物匮乏，“一鼠亦值数百”。斑疹伤寒病程2至3周，与“不旬浃即死”相符。斑疹伤寒死亡率达20%，战时多发，但患者发烧、面潮红、浑身剧痛，且有皮疹，这些典型症状，史籍无载。
据学者聂传平在《“靖康之难”中金军围汴造成的生态灾难》一文钩沉，为治“脚气”，当时有验方黑豆汤：“黑豆二合，炒令香熟，甘草二寸，炙黄，以水二盖煎其半，时时呷之。”
黑豆、甘草能杀菌，但主要功能是补充蛋白质。由此看来，所谓“大疫”应是营养不良造成的风湿性关节炎。
汴京繁华终散尽
对北宋末年大疫，太学生丁特起记道：“自围闭，诸生困于齑（音如积，意为姜、蒜或韭菜的细末）盐，多有疾故者，迨春尤甚……自春初在学者才七百人，今物故者三之一，亦可骇也。”由此推算，可能有30万人死亡（即全城人口的1/3）。
这究竟是疾病造成的，还是饥饿造成的？可与3年后的情况相对照。
金兵攻占汴京后，迅速退走，宗泽夺回汴京，并守卫了2年。宗泽病死后，程昌寓继续守城，直到年，“京师（指汴京）甸内县犹为国家守，粮食乏绝，四处皆不通，民多饿死”。同年，金兵再夺汴京，已是城中“强壮不满万人”。
假设汴京失陷后，城中还留有60万人（即全城人口的2/3），则后来人口快速下降，应是饥饿造成的，其速度、规模并不亚于大规模传染病。
可见，北宋末的汴京大疫，可能并非传染病。
金兵再度占领汴京后，又转交给伪齐。年，金废伪齐，第三次占领汴京。年，宋金议和，又将汴京还给宋朝。年，金兵毁约，第四次占领汴京。同年，为避岳飞进攻，一度又放弃汴京。直到岳飞退兵，金兵才第五次占领汴京。
几方反复争夺，恶化了汴京的生态环境。
据过汴京的南宋使者记载，已“京城（指汴京）外不复有民舍”“汴水断流……河益堙塞，几与岸平，车马皆由其中，亦有作屋其上”，城外的护龙河也被淤塞，“城壕填垒殆尽”。
金朝汴京有三百万人？
金海陵王完颜亮（年至年在位）时，有意“千里车书一混同”。年，下令“起天下军、民、工匠、民夫，限五而役三，工匠限三而役两，统计二百万，运天下林木花石，营都于汴”。
重修汴京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。
北宋为修汴京，周边森林已被砍伐一空，到完颜亮时，只好去六盘山找大木。六盘山离汴京甚远，“高深而阻绝，唐宋以来不能致”。为将大木运出，金人建长桥十数里，再走水路，“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”。
完颜亮时，金朝内部矛盾已白热化。金初期皇位传承是兄终弟及制，君臣关系相对平等，转为父死子立后，叔辈权力受限，引起不满，遂有“金以儒亡”之说，意思是金朝高层倾向儒家，致精神文弱化，国力中衰。
据《元史》载，忽必烈曾就此问名臣、在金国当御史台掾的张德辉，张说：金国宰相中有一二儒生，其他都是女真贵族和武将，论及国家大事，从不让儒生参与。儒生提三十条建议，只采纳一条，这怎么能说是“金以儒亡”呢？此论得到忽必烈赞同。
完颜亮虽重修了汴梁城，但连年征战，河南已是一片荒野，根本养不活一座大城。汴梁城中也比较荒凉。
那么，金末汴京大疫的记录就很值得怀疑。
根据史料，至少90万人死于瘟疫，而第二年汴京投降时，有万人，而蒙古大军攻城16天，据说城内外死亡百万人，则年时，汴京人口竟多达万人，这怎么可能？
大疫起因引人深思
就算当时汴京确实病死90万人，也不太可能是鼠疫。
首先，瘟疫发生在蒙金媾和后。此前金廷强制括粟，“自亲王、宰相已下，皆存三月粮，计口留之，人三斗，余入官，隐匿者处死”。战争结束，“步军始出封丘门采薪蔬”，是大饿后大饱引发的疫情。
其次，战争结束于当年五月，天气已暖，突然“大寒如冬”，也是引发疫情的一因。
其三，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，死后全身发紫，易辨认，却无当事人提及。汴京大疫中患者“咯吐不已，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”，与北宋末年相似。
其四，蒙军虽是从鼠疫源头之一的蒙古草原出发，但已在中原征战两年，为何到汴京才引发瘟疫？事实上，蒙古西征比欧洲黑死病流行也早2年，除传教士编造外，无实证。对于貌似“对上了”的史料，应特别谨慎。
名医李杲曾接触过“大头天行”（即腺鼠疫），还研发出普济消毒饮子，对汴京大疫，他却不提鼠疫，而是批评：“由其朝饥暮饱，起居不时，寒温失所，动经三两月，胃气亏之久矣……以调治差误，变而似真伤寒之证，皆药之罪也。”认为医生误诊，用猛药伤了患者本已衰弱的胃气，酿成悲剧。
据史料载，当时医生竟用巴豆、承气汤，对久饿、营养不良者，如此用药，何愁不死？
引人深思的是：如果不是宋金大肆破坏植被，致汴京气候反常；如果没有后期金朝上层斗争，无人抓实务，以致庸医遍地，“汴京大疫”还会发生吗？历史的偶然性中，常隐含有必然性。都推给鼠疫，显然不公允。
（原标题：“汴京大疫”是什么疫?）
来源：北京晚报作者：蔡辉